第二节  群雄造反的壮举与“忠”和“义”的悲歌

在这一节里，我们试图讨论《水浒传》的思想倾向，给作品的主要旨意一个基本的定位。由于经历了漫长的历时态群体创作过程，《水浒传》不可避免地杂入了宋元以来各个历史阶段和各个阶层的思想，因此任何单一的结论，都有可能缺乏涵盖力；但是，顺着情节的进展和人物性格的演变，作品的主要思想倾向还是不可遏止地流露出来，给读者一个鲜明的印象。

《水浒传》是一个群雄造反的故事，是一曲逼上梁山的壮曲悲歌。说是英雄造反，这与一般说法的农民起义并不矛盾，但似乎更能醒豁地突出人物形象的特征和故事的性质，而且这些英雄本来并不局限于某一阶层，有农民，也有市民，有穷人，也有富豪，有江湖游侠，也有朝廷军官。既然是一个群雄造反的故事，那么作品要告诉我们的，或者说读者希望了解的，必然应该包含如下内容：英雄们为什么要造反？英雄们怎样造反？是些什么英雄？英雄们造出了一个什么局面？朝廷是怎样对付这些造反英雄的？英雄的结局如何？事实上，《水浒传》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设计人物，构思情节，组织故事的。

也许可以把故事情节划分为四个大的块面：第一、楔子——“洪太尉误走妖魔”；第二、开端——“高俅发迹”；第三、前七十回——“逼上梁山”；第四、七十回以后——“招安”及其结局。这些块面又互相连结，形成一个逻辑结构。

楔子“洪太尉误走妖魔”只是一个书帽，做成一个神话的布袋，把整个故事套装进去，与元刊本《三国志平话》刘邦屈杀功臣、司马仲相断案、玉帝公平判决因而出现天下三分局面的书帽同趣。

“高俅发迹”才是故事真正的开端。高俅何许人也？一个流氓无赖帮闲，浮浪破落户子弟，专好使棒玩枪，吹弹歌舞，亦胡乱学些诗词，最大的特长是踢毬，其“俅”于“毬”字改过来的，“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都是不会”，因为害人而被发配驱逐，“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他只好胡乱投靠，后来遇赦回了东京，仍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像狗一样地被辗转相送，都怕收留在家教坏了孩子。就是这样一人见人憎、人见人怕的无赖，却先是被神宗的驸马、哲宗的妹夫王晋卿看上，因为这位驸马爷“喜爱风流人物，正用这样的人”，随即便因替驸马爷给端王府送玩器而得到了在端王面前表演球技的机会。

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王，哲宗皇帝御弟，现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

这一段描写，无异于说，驸马爷与高俅这些浮浪子弟是一路货色。端王正在小黄门陪伴下玩毬，一毬向高俅飞来，高俅一壮胆表演了一个“鸳鸯拐”，把毬踢还端王，端王大喜，便把高俅从驸马爷那里要过来做了自己的亲随。端王好运，哲宗晏驾，而无太子继位，遂被奉为天子，就是宋徽宗。端王成了宋徽宗，高俅便鸡犬随升，不到半年就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之职，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作品以高俅的发迹作开端，其实就是告诉读者，水浒英雄们生活在昏君奸臣以及由他们造成的社会黑暗之中。金圣叹说得好：“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第五才子水浒传》第一回回首总评）金圣叹认为作者以高俅发迹开篇是有用心的，他提示我们想到，先写一百八人，还是先写宋徽宗、高俅，这不是一个随机性的顺序，而是有着强烈表达效果的逻辑顺序。作者为水浒英雄造反的故事铺设了一个黑色的天幕，这里有昏庸好玩的宋徽宗，有“喜爱风流人物”的驸马爷，有把持朝纲的高俅、蔡京、童贯、杨戬四大奸贼，还有江州知府蔡九、大名府留守梁世杰、高唐州知府高廉等地方贪官，和横行霸道的西门庆、蒋门神、祝朝奉等市井乡村恶人，也不乏陆谦、董超、薛霸一类鹰犬爪牙，他们上下勾结，织成一张密密实实的网，让正直忠良的人们在其中活得艰难，活得窒息。在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普通百姓只能忍耐苟活，而英雄豪杰就有可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旦自己遭遇迫害，更可能拍案而起，走上造反的道路。把水浒英雄置于这样的背景，作品就在开篇初步揭示和解释了群雄造反的原因。

开篇之后，作品以七十回左右的篇幅，细致地表现“官逼民反”的主题。108条好汉，在野者本皆善士顺民，在朝者本皆忠臣良将，但社会黑暗之深透，恶势力之遍地横行，使他们不能幸免遭遇，他们一个个被“逼上梁山”。而把“逼”字揭示得最为透彻的无疑是林冲的故事，林冲的故事因而成为作品中最富典型意义的篇章。

林冲的反抗经历了一个从安常处顺到逆来顺受到极度隐忍到终于爆发的漫长过程。与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鲁智深相比，林冲是个太多受到生活羁绊和牵累的人，他一身武艺，满腹良知，胸有正气，但他是八十万禁军的一个教头，作为高级军事教官，拿着朝廷一份比较优厚的俸禄，又有一位贤慧美丽的妻子，家境小康，生活安逸，作为一个对家庭、对朝廷、对自己的职事都有责任感的男子，他已经成为一个当朝的合作者。既不忍轻弃自己良好的生活境遇，又不能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林冲虽有英雄本色，但他很难成为一个造反者。可是作品接着就告诉我们，一个已经被恶势力完全控制的社会，任何善良的人都不要幻想侥幸逃脱侵害。林娘子赶庙会，遭遇了高衙内的调戏，林冲怒不可遏的拳头停在了半空，但是他的忍耐并没有换来恶人的收敛，黑暗却从此降临林冲的生活，或者说从此以后的生活把林冲一步步拖向越来越深的黑暗。林冲继续忍耐，从庙会到白虎节堂，到野猪林，到沧州的草料场，擅闯军事禁区地因而发配的构陷他居然忍耐了。他忍耐着在草料场老实服刑，他在幻想什么呢？幻想冤案昭雪？幻想刑满释放？幻想夫妻团圆？这样忠厚隐忍的人，哪里是个造反的材料！从小说情节设计的角度讲，林冲在遭受迫害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让他反了去，如庙会上的拳头砸了下去，白虎节堂内的宝刀舞了起来，董超、薛霸，杀了！就都绝了后路，只有逃遁江湖，奔上梁山。何以要等到家破人亡，杀手们在山神庙前欣赏火景，说要拾一两块骨头回去请赏的时候，才如梦方醒，冲出来杀死仇人！

以人物性格置换的方式来讨论，李逵、鲁智深们哪里受得了这么多的“鸟气”！但李逵、鲁智深们身上折射的社会生活内容则远没有林冲形象那么深厚、深刻、深重。作者写够了林冲的忍耐，也就写够了社会的黑暗与恶势力的惨毒，也就写透了水浒英雄造反的根由。“乱自上作”，而非“乱自下生”；罪不在绿林，而在朝廷，在昏君奸臣；这就是林冲悲剧形象和悲剧性格所要反映的生活。

当林冲悲剧性的忍耐愈益向可笑甚至荒唐演变的时候，封建专制条件下养育的恶势力与善良平民的根本对立就被写到了极端，连林冲这样极善于忍耐的英雄，都终于被逼上梁山，更莫谈李逵、鲁智深、阮小七们了。各路好汉，就因受了大同小异的各种“逼迫”，“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108将义旗高举，“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甚至有人喊出了“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口号，聚集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对抗力量，惩治贪官污吏，除暴安良，杀富济贫，声威逼人，令朝廷日夜震恐。读前七十回，给人以身心舒畅感情激奋的阅读快感，因为主旋律乃是一曲雄壮的群雄造反之歌。

如果像金批本那样没有后面几十回的话，我们就可能一定程度地回避很多复杂的问题，《水浒传》的思想主旨也会相对单纯，英雄们都是天上的星宿，排完座次，各归其位，就算一个完美的结束。不过，《水浒传》虽在构思上加进了一些神话鬼话仙话，以增添其神异传奇色彩，但英雄们毕竟是凡人，生活在现实之中，《水浒传》写完聚义如再往下写，就不得不依照现实生活的逻辑，给出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就不得不向悲剧的方向走去。

中国封建社会爆发过大小数千次的农民起义和英雄造反，其结局通常是三种：一是被剿灭，这种情况最多最可能；二是真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历史上也真成功了几回，如刘邦、朱元璋；三是接受招安，归顺朝廷。三种可能性中《水浒传》只能选择第三种，因为水浒英雄已在故事的历时态群体创作中被塑造成战神的英雄群体，战神是不败的，读者心理上也接受不了被官军剿灭的结局；而“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写法缺乏历史依据，真让宋江当了皇帝，吴用当了宰相，兄弟们都弄个官服穿上，成为一个新的朝廷，小说原来的主旨就跑了调，再也不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平民英雄了，历史上那几次农民起义领袖当皇帝的朝廷，并没有与他们刚刚推翻的旧的王朝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仍不过天下改姓而已，所以那并不是美妙的结局；于是，只剩下第三种结局可写了：招安。

忠义思想是封建专制时代统治地位的思想，也是《水浒传》中一个深刻而复杂的存在。首先，忠义思想是批判昏君奸臣和社会黑暗的锐利武器，也是水浒英雄号令天下的一面大旗，对各个阶层各路忠良好汉是一种吸引力，对英雄群体是一种凝聚力，对大逆不道的造反行为也是一把保护伞。昏君在位，奸臣当道，忠义不在朝廷，而在水浒，造反行为于是成为对朝廷的“第二种忠诚”，“非法”于是转为深刻意义上的“合法”。所以梁山上飘扬着“替天行道”的“忠义”大旗，英雄造反的故事真实竟然命名《忠义传》。可见，“忠义”思想对成就梁山事业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但是，“忠义”思想又是一剂文化的毒药，它最终要置梁山英雄于死地，并从而彻底颠覆梁山的造反事业。在水浒的“忠义”终于要变成在朝廷的“忠义”，一当朝廷发出招安令，在水浒的“忠义”马上就失去了合法地位和保护色，何况还有以“忠义”定身的宋江主动去寻求招安。

宋江是一个复杂的形象，复杂就复杂在他几乎就是“忠义”的化身，“忠义”命题的复杂性，以及“忠”与“义”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对立的矛盾，都形象化地在他身上表现出来。梁山事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宋江以“义”号召江湖，魅力散发，四方豪杰，闻风下拜，纷纷来投，梁山英雄迅速以他为核心，凝结为一个极具战斗力的群体。但当数败官军，军事形势大好之际，“忠”的毒药毒性发作，宋江迫不及待地寻求招安，“愿天王降诏，早如安，心方足”，要把弟兄们带上王路，归顺朝廷，幻想以后兄弟们边关立功，封妻荫子，青史留名，都有个好结局。其“义”之成也，其“忠”之毁也，尽管李逵、鲁智深、武松、阮小七、童威、童猛等草莽豪杰激烈反对招安，卢俊义等人也担心这是朝廷的“见识”（骗术），宋江还是裹挟着这支队伍走上了招安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归之路。

打起“顺天”“护国”大旗归顺朝廷，朝廷竟俱无封赏，奸臣们还企图将108人赚入京城，尽数剿除，分散军马，以绝后患，接着又发生了“陈桥驿滴泪斩小卒”的悲剧，如果不是辽兵犯境，宿太尉保举破辽，也许此时就要中了朝廷的“见识”。征辽胜利，边关立功，保境安民；接着又替朝廷去打“别的强盗”，平田虎，灭王庆，最后除方腊。也许平田虎、王庆故事系后人增补的缘故，这两段故事中108将俱无伤亡，但打方腊就不同了，梁山好汉十损七八，只剩下36人，随后鲁智深坐化，武松残废出家，林冲、杨志、杨雄、时迁等病死，浪子燕青陷退，李俊、童威、童猛出海奔了暹罗国，还京入城的只剩27人，天子特命文扮入朝，“东京百姓看了，只剩和这几个回来，众皆嗟叹不已。”打得天下太平之后，这残将剩勇倒是封了官职，但昏君奸臣眼里，他们仍是强盗。阮小七戏穿过方腊的龙袍，被奏为“必致造反”，追夺官诰，贬为庶民；柴进曾因卧底而做过方腊的驸马，见阮小七被追究，为免受辱，主动称病，纳还官诰，还乡求闲为农。余数人皆忠于职守，各处为官。然而四大奸贼都因他们的平安健在而夜不能寐，先是怂恿昏君给卢俊义赐了御酒御膳，其中放了水银慢药，使卢俊义不能站立，失足落水而亡；随后是宋公明也享受了同样的待遇，恐李逵发作，为保“一世清名忠义之事”，把李逵星夜召回，共饮御赐。临死之前，宋江对李逵说的还是：“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而李逵垂泪而言：“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宋江尽于“忠”，李逵尽于“义”，而吴用、花荣，也为了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忠义”二字，双双挂树，在宋江墓前自缢身亡。曾几何时，浩浩荡荡的梁山事业，顷刻间水流花谢，烟消云散，落得个悲惨的大结局，雄壮的乐曲，陡然转为悲歌，那低沉的音调，沉重地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有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不应该写受招安，不应该让水浒英雄投降归顺。固然，投降损害了英雄们的形象，招安颠覆了梁山事业，但大悲剧的结局粉碎了宋江的梦想，破解了“忠义”二字的秘密以及最终所能派上的用场，把造反英雄与昏君奸臣及黑暗社会的根本对立，提到了一个更深致的层面，无疑是对作品思想主题的深化。这样，读《水浒传》就不只是让人快意，而是更让人沉思。英雄悲剧所能揭示的文化内蕴，比英雄喜剧更加丰富深刻，七十回后的故事就有了不可或缺的价值，并与前七十回形成了精神上的逻辑递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