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同中求异塑造英雄群像

群像的塑造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创作乃至个人短篇小说集的普遍课题。中国古代的长篇小说，总是进入某一生活领域，表现某一个人群，刻画处于相同生活环境中的人物类型，这一特定生活领域的形形色色就集合成为人物的群组。例如《三国演义》进入的是战争生活，表现的是政治军事斗争，塑造的是乱世群雄；《水浒传》进入的是草莽江湖，表现的是民众起义，塑造的是造反群英；《西游记》进入的是神话世界，表现的是西天取经，塑造的是唐僧师徒及仙佛鬼怪；《金瓶梅》进入的是市俗生活，表现的是社会腐败，塑造的是家庭众生相；《儒林外史》进入的是儒林，表现的是科举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塑造的是形形色色的读书人；《红楼梦》进入的是贵族生活，表现的是封建家庭家族之腐败与生机，塑造的也是家庭众生相，而更引人注目的是贾宝玉生活圈中的女儿群芳；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进入的是官场，表现的是官场污浊及社会腐败，塑造的是官场群丑；《三侠五义》写了很多侠客义士；《镜花缘》写了百位花仙才女；《说岳》、《杨家将》塑造了世代忠勇的家将英雄群像；《海上花列传》塑造了十里洋场各色烟花女子及各界嫖客的群像；等等。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总是写一群一群的人物，有的多达数百人，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则英雄豪杰就有108人，而很少一部作品只写很少几个人物甚至一两个人物的情况，这个特征可能与中国主流文化重社会，重群体，很少关注个人体的存在和心灵的隐微有关，这与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小说显然有别。长篇小说如此，其实短篇小说集也如此。“三言二拍”形成的人物形象画廊是市井众生相，《聊斋志异》是一个花妖鬼狐的艺术世界。

问题是，生活在相同相似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人们的命运遭际会有相同相似，人物的性别类型会比较接近，人物性格的文化内涵也会有很多类同的质素。因此，情节容易雷同，人物容易重复，性格容易混淆，而千人一面，千口一腔，是小说创作的大忌。中国古代成功的小说家们，无不要遭遇这个问题，并且要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克服困难，化险为夷，而更加高明的小说家不但不回避这个困难，反而设计更大的显示自己的艺术才能。《水浒传》在这个方面堪称典范，其它名著也都在这个方面卓有成就。我们且以《水浒传》作为典型来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说《三国演义》创造的主要还是类型化的人物群像，人物性格相对单一单纯，性格内涵相对扁平单薄，出场定型，较少变化发展，那么《水浒传》就在这个方面大踏步前进了，由类型化转变为个性化，扁平变为主体，单薄转为厚实，单纯转为复杂。金圣叹对《水浒传》这方面的成就极为关注，在《读法》和评点中不断予以称扬，他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第五才子书读法》）又说：“施耐庵寻题目写出锦心绣口，题目尽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答曰：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第五才子书读法》）《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中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第五才子书读法》）水浒108条好汉，遭际经历品格品行风貌作派性情，应该都有很多相同，如大都粗鲁豪放，嫉恶如仇，好打不平，都有高强武艺，都讲江湖忠义，都有各自乘手的兵器，很多受过官府或豪强迫害，一肚皮冤仇，等等。很容易“一样”，却能写出“三十六样”，“一百八样”，这就是《水浒传》作者的高明之处。

总结《水浒传》塑造英雄群像的艺术经验，并上升到小说美学的层面来认识，可以提炼出相联系的两对小说美学范畴，一对是“异同”，一对是“犯避”。《水浒传》的作法不仅是被动的“同中求异”，“犯中见避”，它还敢于“欲异故同”，“欲避故犯”，增加难度，从而提高艺术的精度。

《水浒传》塑造的英雄群像中，性格比较接近的人物是很多的，作者还欲避故犯地设计了一些成对成组的性格比较接近的人物，因此，《水浒传》十分注意区分各自的性格性情，力避雷同。金圣叹曾细致比较过某些人物的性格，如“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等等，而武松兼而有之，故“天人也”。他又专门把宋江的性格隐微与多人比较，而力数其弱点，如鲁达“阔人”，则宋江“狭人”；林冲“毒人”，则宋江“甘人”；杨志“正人”，则宋江“驳人”；柴进“良人”，则宋江“歹人”；阮小七“快人”，则宋江“厌人”；李逵“真人”，则宋江“伪人”；吴用“捷人”，则宋江“呆人”；花荣“雅人”，则宋江“俗人”；卢俊义“大人”，则宋江“小人”；石秀“警人”，则宋江“钝人”。金圣叹很讨厌宋江，他的这些分析本来主要是借此一系列对比来论证“水浒之一百六人，殆莫不胜于宋江。”[1]但今之读者却由此看到了《水浒传》描写人物性格的细致细腻。

人物出身、经历、文化修养、性情性格如果差异较大，甚至居于两极，则“避”之不难，容易见“异”，如李逵的质直快急思维简单与宋江的稳慢犹豫头脑复杂无论如何不会混淆，知书识礼的“圣手书生”萧让无论如何不会与醉打山门的“花和尚”鲁智深混淆，但要把鲁智深与李逵放到一起，“同”与“异”、“犯”与“避”的问题就摆在了作者面前。《水浒传》写了很多性格性情比较接近容易相犯雷同的粗豪英雄，这其实就是人物形象的“欲避故犯”、“欲异先同”。金圣叹指出：“《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靮[2]，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读第五才子书法》）同是“粗卤”，原因各异，可以从社会心理学、年龄心理学、气质心理学、个性心理学及文化素养等多个角度来解读差异，从而实现犯之而能避之，似同而并不相同。

《水浒传》在人物性格犯避的艺术追求方面是相当自觉的。金圣叹在第二回回首总评中就指出：“此回方写过史进英雄，接手便写鲁达英雄；方写过史进粗糙，接手便写鲁达粗糙；方写过史进爽利，接手便写鲁达爽利；方写过史进剀直，接手便写鲁达剀直。作者盖特地走此险路，以显自家笔力，读者亦当处处看他所以定是两个人，定不是一个人处，毋负良史苦心也。”下面我们来尝试一下这种比较，以“粗卤”性格似乎最接近的两个草莽英雄李逵与鲁智深作例证，我们会发现其文化内涵与艺术趣味其实很不相同。鲁智深无家无小，一无牵挂，闯荡江湖，四海为家，遭遇过各种人物，还做过提辖下级军官，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斗争经验。他心胸阔大，但心明眼亮，把好人和坏人分得十分清楚；他潇洒豪放，但粗中有细，急有中慢，该出手的时候敢出手，该忍耐的时候能忍耐。“禅杖打开不平路，戒刀杀尽不平人”，鲁智深似乎就是专为铲除人间不平事而来到这个世界的[3]，但他并不一味鲁莽行事，而是讲究策略，颇有斗争艺术，也不死拼硬打，该住手的时候就住手。他三拳打死镇关西，何等粗雄，但一见郑屠“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便知道该脱身了，急中生智，“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这样的“权诈”，在鲁智深身上只觉其“权”，不觉其“诈”，令人开心解颐，而这样的“权诈”是那位只知拿着双斧排头砍去的“黑旋风”绝对不会的。鲁智深身上散发着一种魅力，他冲决一切文化之禁锢而放任身心，虽然做了和尚，清规戒律却于他无用，他“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狗肉敢吃，金刚敢打，佛殿后敢拉屎尿，惩治色顽救人女儿，偏要选择在销金帐中赤条条等待厮打，发现打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不是个慷慨之人”，“有许多金银”却要打劫别人，便拿了桌上金银酒器从后山险峻处滚下山溜走。他生活在人间，却不守人间的“规矩”，天性自由，任性而为，在封建社会后期愈来愈亦沉重的正统文化规范面前，他的行为，无疑是一种冲决和解脱。这个人物的审美品质是一种滑稽美，给作品增添了一种轻松幽默风趣文化味很浓厚的喜剧情调，丰富了《水浒传》的文化内涵。

李逵也很粗鲁豪莽，不畏生死，不怕豪强，不计得失，不知深浅，与鲁智深多有相似之处，但差别其实很大。李逵的特性是“真”，而且是“天真”，天然之真，因而富于童趣，就其心理年龄来说，李逵永远是个孩子。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云：“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个入得他眼。《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写李逵的天真童趣，作者往往从反面下笔，用他极幼稚的“伪诈”、“算计”甚至“奸滑”来反衬他的绝假纯真。如李逵初见宋江，作品写道：

李逵看着宋江问戴宗道：“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对宋江笑道：“押司，你看这厮恁地粗卤，不识些体面。”李逵道：“我问大哥，怎地是粗卤？”戴宗道：“兄弟，你便请问这位官人是谁便好，你倒却说‘这黑汉子是谁’，这不是粗卤，却是甚么？我且说与你知：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李逵道：“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唤，全不识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几时？”李逵道：“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节级哥哥，不要赚我拜了，你却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东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教铁牛欢喜。”扑翻身躯便拜。

越是老实纯真，偏要装做狡猾，算计周到，不受欺骗，李逵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在“黑旋风下井救柴进”一回中，已经身经百战的李逵仍是一腔孩童心性。枯井又黑又深，当然会是李逵抢先干这危险活，但他却有几分荒唐地叮嘱宋江：“我下去不怕，你们莫要割断了绳索。”吴用也妙人妙语回答得妙：“你却也忒奸猾。”李逵质实，倒得了“奸猾”之名。他也确实有几分“奸猾”，下井摸着伤势沉重的柴进后，他不是马上把柴进扶进箩里让大家拉上去，而是自己爬在箩里，“摇动铜铃。众人扯将上来，却只李逵一个。”后来仍不放心，要上来再次叮嘱一番。等到他再下去，把柴进抱进箩里，摇动铜铃，大家扯了上去，由于都去关注柴进的伤情，真把他给忘了，急得他铜铃都忘摇了，“在井底下发喊大叫”。于是李逵“验证”了自己的担心，上来以后，发作道：“你们也不是好人，便不把箩放下来救我！”宋江只好赔礼道歉：“我们只顾看顾柴大官人，因此忘了你，休怪。”金圣叹回首总评云：“李逵朴至人，虽极力写之，亦须写不出。乃此书但要写李逵朴至，便倒写其奸猾；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真奇事也。”李逵还是个孝子，但他的“孝”与教条化了的封建伦理之“孝”全然不同，只是铁牛与母亲因血亲关系而形成的天然情感，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第四十一回回评云：“李大哥是个天性孝子。宋公明取爷有些道学气味，亦算计利害耳。公孙胜望娘一团奸诈。如李大哥孝，只是要娘快乐，再无第二个念头。”比较之下，显然李逵的“孝”更能动人真情。以李鬼反衬，也是作者写出李逵真纯诚朴的绝妙方法，一方面借此把梁山好汉与拦路虎抢劫的强盗区别开来，一方面又借李鬼的假称家中有九十老母而得李逵谅解，把李逵的“孝”与推己及人的善良表现出来。在《水浒传》里，李逵也是一个喜剧形象，但其审美情趣与鲁智深截然不同，鲁智深的轻松幽默滑稽与李逵的天真童趣有时还冒点傻气相映成趣，使《水浒》人物和《水浒》文章都更加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