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家，见到些老朋友，都抱怨这些年没我的消息，不知道我在哪，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关于我的过往，寒暄中三言两语也说不清，只好跟我那些多年未见的老友们说我在到处漂泊。恰逢《少年》诞生，提笔纪念之余，也回望一下这些年我走过的路，以告慰那些关心我的朋友和我已远去的青春。

（一）

《少年》发布已有数日，在韦州已经传开，市台的导演找我表达了对片子的喜爱，并愿意推荐到电视台播放。大部分人在网上评价说这是一部有诚意的作品，更夸张的是有人说张艺谋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拍这种题材的电影，如果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都不容易了。也有人说不过是一帮同心回回，乡村屌丝怎能代表宁夏。还有个自称是被王十月的《少年行》挽救了的文艺青年说拍得像一坨屎，毁了这部小说。

褒奖鼓励的，我欣然接受；批评挑刺的，我洗耳恭听。毕竟我的创作能力不会因为大家对一部片子的夸赞而提升多少，也不会因为别人对一部片子的贬低而一文不值。我是什么样子，我的作品几斤几两，我自己最清楚。当初作家王十月信任我，把小说的版权交给我的时候说，放手去做吧，之后的事情，出来的作品都是你的，已经与我无关了。15天时间，两万块成本，我从南京北京召集了搭档，回到韦州拍完这部电影，不求得到功名利禄，最终只有两个目的，一是给我这么多年曲折的电影求索之路一个证明：我有拍电影的能力；第二就是给信任我的作家、支持我的亲友同乡以及追随我完成此片的兄弟姐妹们一个交代。

回忆总会带给人温暖。无论是幸福的还是残酷的，那些过往，都被变成了挥之不去的感悟，回首时，才发现生活之厚重，也就是在回忆的时候才能知道那些经历的宝贵之处。我在《少年》导演阐述中说过，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南京北京宁夏浙江，从南到北自西向东地漂泊了几个地方。好几次为电影铆足了劲，又好几次又与电影擦肩而过。

2009年春，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录取名单出来之后，榜上无名的我第二次离开北京，到浙江做起了跟我的专业八竿子打不着的外贸翻译，白天带着发音让人很痛苦的印度客户在市场采购，晚上又身在曹营心在汉地牵挂起那遥不可及的电影理想。

我从20岁开始喜欢上电影，一发不可收拾，就像青春期的男孩对初恋女生那样，迷恋到无法自拔的境地。我给了自己一个期限：七年之内，必须拍出一部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否则就改行，从此不再碰电影。要干，就死心塌地。要走，就头也别回。当时经历了北漂、辞职、考研，做过网编、栏目剧导演、无业游民，经受着梦想与现实的双重折磨，在希望中跌倒，又在失落中爬了起来。离开北京权当缓兵之计，我知道，我肯定还会回去，而且回去只为电影这个唯一的理由。

浙江的夏天，闷热又潮湿，闷的是天气让人窒息，湿的是浑身汗水不断。一个和往常一样没有一丝凉意的夜晚，我在义乌金茂大厦的办公室里，光着膀子看小说。在人民文学的网站，看到了《少年行》这篇小说，被残酷青春的伤痛气质吸引，那是我一直迷恋的题材，也深受这类电影的影响。小说《少年行》中所有的情节都在我脑海里变成了电影画面。朴实无华的镜头语言，暗流涌动的疼痛，青春年少被压抑的激情，以暴制暴的躁动不安……无数个理由都表明，这就是我要寻找的故事，就是我需要的故事！从此《少年行》这部小说就被烙在了我心里。

转眼到了09年秋，我离开了浙江，回到南京，在河海大学对面的江南青年城租了个小屋，那时离考研还有三个月，我准备二战北京电影学院。心想首战是辞职后在家复习了两个月都能闯进复试，那这次傍着母校天天去上自习，用三个月的时间应该更没问题。二战是临时起意，因为看到田壮壮导演招生。在南京给苏涛发短信告知了这个决定，他表示支持与鼓励。

（二）

2010年，因为考研，第三次上京，结果二战很惨烈，连复试也没进。当时比较麻木，感觉此事与我无关。收拾行李告别了南京，决定再次北漂。那阵子张珅刚签到北京台，从天通苑孙钊那边搬到了西三环的万柳东路，那年春节前夕张珅回家了，我就住在他的隔断小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在普天之下举国团聚的时候，我一个人漂泊在外的滋味。别人吃团圆饭的时候我煮了一锅放了青菜叶子的挂面，然后自我安慰，没有我吃不下的苦。那一年，围绕着张珅，在西三环搬了五六次家，三义庙、苏州桥、长春桥、厂洼、小南庄……都住了个遍。

那一年，芳到北京实习，这个聚少离多的异地恋第一次变成同城恋。爱情无疑成了漂泊中最奢侈的享受。五一的时候，做完了几期孙钊公司的访谈节目，拿到片酬后跟芳去了青岛，第一次看到了大海。我从未在任何文字中提及过爱情，现在回头想想，分开这么多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逐渐丰富，可以坦然面对一切事情了。以前总是遮遮掩掩的爱情，已经没什么不能说的了。就算以后的爱人看我写或者听我讲曾经历过的爱情，我想她也会理解，并能感受到与爱情无关的温暖。不经历爱情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不经历爱情的男人是不成熟的。

那时候跟芳讲了《少年行》的故事，每次听到布衣乐队的《秋天》，脑海中出现《少年行》的场景，我的眼泪总会在不由地在眼眶打转。仿佛《少年行》是我多年未见的孩子，我无数次幻想着与他重逢的场面，无数次被自己的这种冲动感动得热泪盈眶。电影就跟爱情一样，对我一个北漂青年而言，是多么的奢侈。我一直记得并感谢，在那些动荡飘摇的日子里，虽然没有钱，但我有兄弟、有爱情、有理想，我的精神世界一直很富足。

2010年6月，在《嘻哈四重奏》剧组给卢正雨导演做了一次场记。杀青之后，在芳的鼓励下，到网上搜寻《少年行》作者王十月的信息，找到了他的博客，取得了联系，表达了我对小说的喜爱之情，和想改编拍摄的意图。然后找到了他的单位广东作协的电话，向王十月致电，在电话中我真诚而直白地表示，我是个有电影梦想的北漂青年，很喜欢他的《少年行》，很想改编成电影，但是现在没钱购买版权，以后可以支付版权费。他说以前有个上海导演想购买《少年行》的版权，但是感觉那个人不实在，就拒绝了，听我说话挺真诚，就让我把拍过的片子寄给他看了再说。于是我把《今年开春》寄给了他。

我至今还记得那个上午，王十月打电话给我。他说看了《今年开春》，很朴素很真诚的一个短片，看到最后差点哭了。他同意把《少年行》的版权免费送给我。但是为了对我表示激励，只给三年的期限，如果三年之内没拍出来，就收回版权。他说《少年行》只适合有梦想有诚意的人去改编。我既惊讶又兴奋，以致于跟他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我又请求他写一个赠送版权的授权书，他也欣然答应了。这是我第一次用梦想征服了别人。

王十月被文学界称作“打工作家”，他是湖北人，初中毕业后南下广东，因喜爱文学，从工厂打工仔一直坚持创作，最终成为广东作协的职业作家，并在文学圈小有名气。收到他的授权书后，我在网上看新闻才知道他刚刚获得了2010年的鲁迅文学奖。也许是底层出身的他，在同样是底层出身的我身上看到了他当年的影子。我深感庆幸，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提到《少年》这部电影，就必须强调对作家王十月的感谢，如果没有他的信任与支持，就没有这部电影。

（三）

2010年底，石彦伟在QQ上给我留言，关于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处的招聘信息，让我去试试，我没在意。过了几天跟芳聊天提及此事，她劝我试试，也许是个机会，于是我联系了石彦伟，他用伊朗文学和伊朗电影诱惑我，于是我心动了，联系了使馆，约定了面试时间。2011年1月，通过了面试，签了一年合约，顺利入职伊朗使馆文化处。这份工作来得突然又出乎意料地顺利。我想，漂泊了这么久，就当暂时歇脚，正好在生活稳定的保障下安心改编《少年行》。

曾几何时，我也试想过能不能像个普通的上班族一样，每天朝九晚五，从酒仙桥到三里屯，半个小时的公交，奔波在北京，拿着不多但稳定的薪水，解决了温饱之后就开始考虑老婆房子问题……可是我不想一辈子就这么安稳而平淡地度过，我曾设想过无数跌宕起伏的生活，无数困难重重但精彩万分的生活，在现实中，我始终保持着理想主义。这就注定了我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一辈子，也不可能一辈子只从事一份职业。无论在哪里，我都只是一个过客。

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感觉日子也过得比以前快了许多，转眼间2011已经过半。我身边的人都按照自己的轨迹忙碌着。一直计划着出国的芳终于如愿去了伦敦；张珅已成为北京台的主力记者，比以前更忙了；孙钊把凤凰新媒体搞得如火如荼，每次问起，都说在忙着录节目；大学室友赵初在这一年从马鞍山电视台考到了CCTV，加入北漂队伍自称农民工，开始了《今日说法》的记者生涯；苏涛考上了博士，继续留在中国传媒大学深造……而我除了每天上班，心里一直惦记着《少年行》，我想，它必须在今年解决掉。

2011年7月，经过反复修改，结合苏涛的意见，在小说《少年行》的基础上，完成了《少年》的剧本。我好说歹说地向伊朗文化参赞请了一个月的假，告知我要回家拍个独立电影的事，他表示理解与支持，但前提是得找个人替我上班。肥水不流外人田，我联系了陈家洋老师，请他给我推荐几个河海广电的师弟师妹。于是，已经回家过暑假的王兆文从青岛来到北京替我上班，陈太珍、王腾、林亚楠、刘惠燕结伴站了一夜的火车，从南京到北京与我汇合，加上黄绍辉、赵梦哿，我们一行七人，大包小包地背着设备，满载兴奋地又站了一夜火车，从北京颠簸至宁夏，开启了我们的梦想之旅。临行前，孙钊和张珅说，等候凯旋，接风洗尘。苏涛因为在海淀区文化委挂职，非常遗憾没能一起回韦州。

回韦州之前，有个韦州网友在QQ上善意地提醒我，有没有想过韦州这么保守的地方，会出现什么反应？除了各种非议，还有可能遭到阻挠。说实话，从完成剧本到网上宣传回家拍片，我没有一刻犹豫过，很典型的热血行为，是我做事不考虑后果的风格。但是，那个网友的话让我开始不安，在跟苏涛的通话中聊及此事，他给我宽心，说啥也别想，尽管去做。然后给在韦州的弟弟交代了，让我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找他帮忙解决。我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不管到韦州拍片会遇到什么情况，会发生什么结果，我都一定全力去应对，哪怕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去试一试，我相信，我有这个胆。

（四）

《少年》自播出以来，受到褒奖最多的莫过于全体非职业演员的表现了。从我的第一部学生习作《今年开春》开始，我就喜欢上了这种非职业的表演方式，后来到北京也跟职业演员合作过，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非职业演员的气质，没有表情就是最丰富的表情。不得不承认，这也是受了贾樟柯电影启蒙的影响。后来痴迷金基德，我干脆很多时候连台词也不要了。

《少年》能有这些演员们，是我的幸运。回家之前确定了由我的堂弟拜超出演五鬼中的老大，他是复员的武警，从小就是孩子王，生性耿直，见善不欺逢恶不怕，很符合角色的气质。随后拜超推荐了他的朋友，17岁的海彦彬（我们叫他彬彬）。彬彬当时在广州，发了一张照片给我看过之后我很满意，胖乎乎的看着挺憨厚还略带可爱，后来拍戏之余聊天才知道，他以前上初中的时候是个小有名气的大哥。虽然才17岁，但是他已经能用厌倦了江湖的口吻说出“打架闹事真的很没意思”这种饱含反思与忏悔的话。他在学习阿拉伯语，准备做个外贸翻译，这是个已经让韦州大部分青年都出人头地了的职业。这种人生轨迹正与《少年》中的大伟殊途同归。确定了彬彬之后，他先我们一步从广州赶回了韦州，跟拜超一起等着我们这几个从北京出发的剧组工作人员。

出演红兵的周福明是看了我在网上发的演员征集启事，加了我的QQ然后视频聊了几句看了几眼，我就确定了他。后来证明，我的直觉，我的选择没有错。我们都叫他小周或周云的儿子，因为在韦州，他的知名度肯定不如他爹高。苏涛博士看完《少年》尤其强调了对红兵这个角色的喜爱，直言“周云的儿子有一种天生的忧郁气质”。

还有很早以前就确定的王涛，他家搬走之前跟我家住对门，比他大十岁的我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很适合饰演柔弱而倔强的四毛。让我惊喜的是小涛涛出色的表现力。湖中自杀的场景里，诵读《古兰经》然后双手接“都尔”是他的提议。因为在伊斯兰教里，是不允许自杀的，所以在片中以穆斯林身份的出现的他要自杀，就先做了个忏悔，祈求亡后能被安拉收了。当然这个情节可能很多人看不懂，但是也没关系。双手接“都尔”、脱鞋放在小桥上、一步一步走到湖中央、逐渐下沉……这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那气氛气息气质，都已足够感染观众，这个场景也是成片后我最喜欢的几个段落之一。

最后确定的一个主角是小手，由我最小的堂弟拜飞饰演，瘦弱的他气质也很相符。那段时间他的胃病在作怪，经常去输液，是带病工作，不敢让他太劳累。平时闷声不响的他，在跟萍萍和四大杀手演对手戏时表现出的张力让我既惊又喜。

原本最难的萍萍一角，我知道在韦州肯定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正好当时在首都师范大学读书的赵梦哿得知我回宁夏拍片的消息，想一起去体验生活，我答应了带她一起西行，但是直到上路之后才告诉让她演萍萍的打算，权当帮忙，她也没有推辞，只是没有信心能否胜任，我给她打气，演员没有好坏，全看导演调教。她在片中的表现也完全让人满意。

其实当初我是打算客串四大杀手的老大的。后来，河海广电02级的马坤学长，这个已在甘肃天水安监局任职的老哥，看到我拍片的消息，激动万分，心中的小火苗重新复燃。跟我要了剧本也提了一些意见还说有空的话会从天水过来探班。他的出现让我决定退位让贤。当年在河海，我还是个胆小孤僻沉默的小角色时，他就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了，就连平时在学校横着走路的体育生对他都敬三分。他拿着个瓷脸盆去挑倒了一宿舍的人，最后爬着回去的历史我一清二楚。他不演四大杀手谁来演？！

其他几个角色都近水楼台了，因为有《今年开春》经验，所以我父亲演四毛爹，我姐演简爱女孩，都轻而易举能胜任。另一个堂弟拜杰演征兵军官，两个表姐，一个演小手母亲，一个演新娘化妆师，我也客串了个四大杀手的小弟，真正的全家总动员。马坤女友由周晓燕姐出演，也算是认识了很久但从没来往过的朋友。其他群众演员都是临时召集，有些是拜超发动朋友，有些是母亲帮我联系。最大的遗憾就是专门为母亲写了一场戏的素材丢失了，以致于她这个每次拍摄都轻松一条过的这老戏骨没有出镜。当年在《今年开春》里，母亲的表现震惊了所有看到那个片的人，有一次孙钊拍片时，甚至拿去给他的演员当作经典观摩学习。

（五）

拍电影是个无比辛苦也无比有趣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一些让你措手不及的状况，也必然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惊喜。考验一个导演的能力，除了电影文本的创作方面，还要看片场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于千钧一发之际化解危难的重任一般都交给了制片，而慧眼识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捕捉到一些即兴细节便是导演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导演的魅力所在，也是我喜欢导演这一职业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更接近纪录片。

在拍摄《少年》的过程中有很多难忘的细节，尽管没法一一列举，但我都记在脑海里。拍摄的第一天，出外景回来大家都被高强度的紫外线晒红了脸，胳膊开始蜕皮，从广州回来的彬彬本来是标准的小白脸，一天之内就变得又黑又红。去太阳山暖泉拍四毛自杀的戏时，大家骑着摩托车，周福明的右眼角被蜜蜂给蜇了一下，后来有几场戏如果仔细观看，能看出他的眼睛是肿了起来的。一次拍理发店的戏时，去了个凑热闹人的看到我们片场放着吉他，自告奋勇地弹了一段，我当时就即兴写了一场戏，把他给加了进去。后来得知他是个出狱人员，曾在狱中给妻子写了一首歌，当时我请他现场清唱并拍了个视频发到网上，那个叫做《娇妻》的视频当时在韦州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在拍摄简爱女孩出嫁前唱花儿那段，我一直没想好要唱什么，就跟我姐说要不就唱《三十里铺》吧，教了她两段，她觉得不好，说在电视里听过一首《院子里的绿韭菜》，记住了两句，唱给我一听，此情此景，再合适不过了。当时我蹲在她面前拿着小DV做辅拍机位。按照要求她是要边唱变哭的，哭是默默地哭，没有表情，只是流泪。酝酿了一阵，开口唱的时候，眼泪就跟着调调落了下来，而我在她对面也跟着边拍边哭，我哭的程度，要比她强烈得多，那种场面，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再有，终生难忘。

2011年7月29号上午，《少年》拍摄的第15天，拍完简爱女孩哭唱花儿的戏之后，所有场次的戏都完成了，《少年》宣告杀青。而刚收工，就开始下起了雨，憋了半个月的晴好天气，似乎是想用一场及时雨来为我们的梦想之旅作终结，洗去我们满身的疲惫，开始新的征程。这雨算是很照顾我们了，因为一旦拍摄期间下了起来，满打满算的15天周期就会被耽搁，哪怕耽搁一天，片子都会拍不完，这是个硬任务。因为我的计划是29号拍完，30号全体工作人员离开韦州，31号给家人一天的收拾时间，作为根据地的我家已经被折腾地一塌糊涂了，然后8月1号就进入了我们穆斯林的斋月。In Sha Allah，这一切都按我的计划顺利进行，没有出现意外。

2011年7月31号，我回到了北京。给义务劳动的搭档们报销了差旅费之后，我的钱也花光了。囊中羞涩的时候，接到了果晓丹姐的电话，卢正雨导演要给比亚迪和脉动拍两个广告，需要场记，一天500，拍摄5天。于是，8月份的生活费解决了。8月15号回使馆，继续上班。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在工作之余，整理素材、后期剪辑。这是电影的二度创作，一直从2011年8月断断续续地持续到2013年2月，《少年》公之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