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词汇学发展需明晰定位

周荐

一个学科能否建立起来，是否已然建设完足，主要看两个标尺，一要看它是否已有一套独立而完备的理论和学科体系，二要看它是否已具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
将熟语研究从词汇学中切割出来使之独立，再把与“词汇”异名同实的“语汇”剥离出来指称那些熟语，殊无必要，这样的做法有无为公众所接受的可能性，也未可知。

中国近代以前的学科体系中没有“词汇学”的名目，当然，“词汇学”的上位概念——“语言学”等名目也不存在。后世出现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学科体系中的“词汇学”，大概只可与中国上古、中古时学科体系中文字学、训诂学勉强对应。文字学中字义产生的问题等、训诂学中词义间的关系问题等，大致可与现代词汇学中的词义问题挂上钩。中国古代学科体系中无“词汇学”名目并不奇怪，因为不仅古代中国没有，世界上很多国家古代也都没有。英语中的 Lexicology，俄语中的Лексика，日语中的“語彙論”，大都是近代以降现代语言学产生后才有的学科术语，或者是历史发展到近代其学科意义才逐渐明晰起来、明确下来的术语。在中国，“词汇学”的术语应产生于1910年代，但它的产生并未同时为其带来在学科体系定位中的确定性，也并未使其学科发展的走向明晰下来。1907年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出版，虽明确提出了词汇的研究方法和范围，甚至“词汇学”的术语也呼之欲出，但在那之后40余年的时间里，章著对中国语言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完备并未产生出应有的影响，所以，王力、吕叔湘等前辈语言学家的论著均未将“词汇学”独立出来，学者们仍将本该划归词汇学领域的内容置于所熟悉的语法学领域中。这对中国语言学史来说，不能不是一大憾事。
中国词汇学科的建立
拜苏联语言学之赐，中国词汇学学科在1950年代得以真正建立，标志之一就是在中国系统地出现了“词汇学”、“熟语学”、“构词法”、“词根” 等学科术语。苏联的语言学家，我们可信手举出一大串响亮的名字：契科巴瓦、布达哥夫、维诺格拉多夫、谢尔巴等。这还仅仅是对中国、对汉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者中的部分代表性人物。正因为有苏联语言学家的著作及其影响，本该划归词汇学的研究内容才终于归位，本该与毗邻学科划清的界限也才得以划清，汉语词汇学也才终于迎来她诞生后的第一个春天——1950年代，并催生出以孙常叙《汉语词汇》、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为代表的一批奠基性的词汇学著作，以及那之后二三十年间面世的为数众多的论著。这一良好态势本应迅即成为词汇学学科定位确定的指引，成为学科发展走向明晰的先导，然因理论建设不足、学科边界模糊，词汇学声称的属于自己的学科辖域，或为边界另一侧的强势学科（如“语义学”、“辞书学”）不断吞噬，或为乘势而起的一些新兴研究门类（如所谓“语汇学”）肆意蚕食。这又使词汇学重新沦于尴尬的境地。
一个学科能否建立起来，是否已然建设完足，主要看两个标尺，一要看它是否已有一套独立而完备的理论和学科体系，二要看它是否已具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
语义学（Semantics）是个涉及语言学、逻辑学、计算机及自然语言处理、认知科学、心理学诸多领域的学科，它所研究的是语义。各学科对语义的研究虽有一定共性，但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却不尽一致。语义学的主要对象应是自然语言的意义，是词语、句子、篇章等不同级别的语言单位的意义。但各领域对语言意义研究的目的是不同的，语言学的语义研究目的在于找出语义表达的规律性、内在解释、不同语言在语义表达方面的个性及共性。学界有人根据不同的语言单位都存在语义问题，也都可由语义学去研究，而将语义学进一步分作“句法语义学”和“词汇语义学”。语义学中的一个重要支派——结构主义语义学，研究的内容主要不在于句子而在于词语的意义和结构，比如义素分析、语义场、词义之间的结构关系等。这样的语义学即被称为“词汇语义学”。词与词间的各种意义关系（如同义词、反义词）是词汇语义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词汇语义学”的研究内容倘仅止于此，那它完全不具备另立新学科的必要，因为上述问题恰恰是词汇学的研究内容之一。语义学当然还有很多重要的独立的研究内容和支派，比如比照生成音系学的音位区别特征理论，主张语言最深层的结构是义素，通过句法变化和词汇化的各种手段得到表层的句子形式的“生成语义学”；始于蒙太古以数理逻辑方法对英语的研究，后经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努力独立发展，并摒弃了蒙太古对生成语言学的句法学的忽视，强调语义解释和句法结构的统一，从而最终成为生成语言学的语义学分支的“形式语义学”。正由于有如上研究内容、理论、业绩、队伍，才使得“语义学”成为一个重要的语言学学科，其本身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语言学术语。
辞书学（Lexicography）也是跟词汇学关系密切的一个语言学分支学科。辞书学核心的研究内容是词语的释义问题。也正因此，释义常被一些学者称作辞书的灵魂。辞书学的研究内容倘仅为词义、义项、释义，那么它与词汇学研究的内容就会具有较大的重合度了。古代辞书编纂的对象包括字书、韵书及词典等，由之积累起来的本来主要是关乎辞典编纂工艺、技巧的一门学问。在继承往昔的基础上，现代辞书学把主要研究对象定位为语文词典、百科全书、专科辞典，研究内容主要是词典的设计、编排、条目的设定、义项的安排以及各条目间、各义项间的关系。此外，辞书学也会就不同类型的辞书编纂的特殊技巧进行某些特别的研究，如编纂双语辞典所需顾及的不同语言的语法。也正由于辞书学在词义、义项、释义之外更大的研究范围上不同于词汇学，它才成为了一个重要而独立的学科。不难看出，由于所研究的内容、范围无法由词汇学替代，也由于词汇学在上述领域的理论建设并不完备，“语义学”、“辞书学”的兴起具有不可阻挡之势，词汇学恐怕只能忍看新学科的兴起，徒自喟叹。
至于“语汇学”新说法的提出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了。“语汇学”与“词汇学”本是异名同实的关系，但近年却被个别学者将其作为与“词汇学”全然不同的另一个学科术语来使用，用于指对熟语的研究。无论是作为句子成分还是作为词汇单位，熟语和词均无显著区别，因此有学者的著作将本该称作“词汇”之处改称“语汇”，以使之与“语法”、“语音”一致起来，甚至2003年11月成立的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汉语语汇分会，也用的是“语汇”而非“词汇”。学界也很早就有人将熟语称作“特殊词汇”，这也多少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传统上和现实上，绝大多数学者都将熟语纳入词汇学领域，或将“熟语”作为“词汇”的下位单位或次类看待的。因此，将熟语研究从词汇学中切割出来使之独立，再把与“词汇”异名同实的“语汇”剥离出来指称那些熟语，殊无必要，这样的做法有无为公众所接受的可能性，也未可知。
词汇：不可替代的思辨单位
语言学在西方始终是与哲学密切相关的一个学科。作为哲学家，海德格尔以“不可说”来解释“存在”，以不回答的方式来回答“语言是什么”的问题，这带有些许禅味的回答似无助于语言学问题的解决，而他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则促发了语言学家对语言问题深层次的思考。作为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乔氏对斯金纳《口语行为》的评论，也有助于发动心理学的认知革命，挑战1950年代研究人类行为和语言方式中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乔氏所采用的以自然为本研究语言的方法也大大影响了语言和心智的哲学研究。所有这些，都使语言学的影响在各领域内得到加强，然语言最受益的要素中却鲜见词汇的踪影，“词汇学”的学科术语也踪迹杳然。而这些情况的出现，又无不与词汇学科的艰难定位和发展走向息息相关。
无论是作为哲学思考这一心智行为的基本模块来说，还是作为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基本元件而论，词汇都是不可替代的重要单位。从句法上看，词语是最基本的分析单位——最小而不可分割的句子成分；从词汇上看，词语是最本原的交际单位——独立而完整的意义成分。句法是纲目，它将词语这样的散碎材料组织起来。材料跟纲目是不可混而为一的。无论词语材料的数量多还是寡，它们都是为句法所组织的材料，这一边界不可模糊不清。随着新学科的产生，学科间的交叉不可避免，但是一个学科只要有其存在的价值，它与另外的学科因交叉而重合之处必小于它们各自独特之处。定位明确、走向清晰，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词汇学循此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定会拥有远大的发展前景，必将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