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列朗曾经说：“只有生活在1789年以前的人们才懂得生活的甜蜜”。 也就是说法国大革命最初解放出来一些力量，这种力量终于把个人生活给吞没了，使它服从于国家，服从于大众。时代及其感性从此转变。

当事者对过往生活的感怀，后代人对过往时代的玄想，以及困于一地的生活而对异地他乡半猜测半憧憬的人们，无不将往昔的岁月、彼地的生活视作此时此地的噪杂世界的慰藉，蕴含其中的“忠于先朝而耻仕新朝者”式的纠结，预示未来的同时是否也遮蔽了对未来埋葬。

这如同《2012》中的那句“只有中国人能完成这些工程”的台词一样让人五味陈杂。

就拿先锋小说而言，20多年前他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是一种反叛的姿态，纯文学、文学本体论的口号蕴含着诸多意识形态的无形资产。而时间不长，就那么些年功夫，自80年代末开始，他便流落街头、无人理睬、隐姓埋名、遭人唾弃，正如有人所说，先锋总是以失败作为他的胜利。最近有一篇创作谈，题为《先锋小说完蛋的几个理由》，写得很有意思。这是一篇以唱挽歌的形式为先锋小说摇旗呐喊的文章，充满着文学性的智慧。文章说到，先锋小说家们“孤独求败的勇气和堂吉诃德式的周旋，为文学扯出了一面风一样的大旗”。

但先锋小说中的孙甘露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案例，相比莫言、马原、余华等作家来说，孙甘露的批评研究文章就特别少，被人关注的程度远远不及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昨天晚上看了陈思和的一篇评论孙甘露的文章说“孙甘露的语言实验打破了旧有小说语言范式，毫无疑问向它提示了一种新型的阅读经验，但是，当这种‘新经验’以及实验的革命性消失之后，孙甘露的叙述文体还剩下什么呢？这是值得忧虑的。”忧虑之后，作者更明确地说：“创造一个远离世俗的，并且否定生活世界常规秩序的语言幻想世界，这是孙甘露的梦想，这也是整个先锋小说家的梦想，只不过孙甘露断然拒绝了一切世俗生活的规范，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孤独的语言梦游症患者，孙甘露无可救药，毫无障碍地走向小说墓地。”
        难道文学就必须从属与世俗生活规则吗？

就拿我最喜欢的两篇文章《请女人猜谜》和《呼吸》来说，读他的文章完全是一种语言的享受，在一种随意的游荡中，那种精神完全解脱的感觉根本无法用语言形容。在某种意义上说，孙甘露小说的意义并不只是语言的实验，对语言世界的情有独钟和一头扎入正是对之外的物质世界的排斥和拒绝。所以尝试用现世的精神去解读孙甘露小说，就等于进入了永远无法摆脱的陷阱和泥潭之中。我们不可能一个脚踩在现世，另一个脚却在“呼吸”之中，那是一种永远无法行动，而只能撕裂身体的举措。

如今来说，这种语言实验不但没有走向坟墓，反而成为一种所谓的时尚，进而引发模仿，模仿的模仿。如同八九十年代的后朦胧诗歌在大学生中的风靡一般，我们将从这二十年前后的反差获取快感，一种温和的幽默，即便是墓地也没什么，因为对白天来说，黑夜很可能是他的一束光照。

这么说来，我必须感谢这一百多天的非正常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