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石成金

“夺胎换骨”、“点石成金”是黄庭坚诗学理论的具体创作方法。“点石成金”是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提出来的，他在信中告诫外甥洪多读古书、古文，强调指出：

青琐祭文，语意甚工，但用字时有未安处。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做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之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石成金也。

这段话最有影响，也算是江西诗派的纲领了。“点石成金”，即点化古人陈言为我所用。以意熔铸陈言，令其成为诗歌的有机成分，从而重新焕发神采。以意为主，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学古不泥古而求新变。“夺胎换骨”说见惠洪《冷斋夜话》卷一所引，其云：

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黄庭坚作诗讲究严密的法度，也是他文学创作理论的核心。他主张严格遵循法度，其《论作诗文》云：“作文字须摹古人，百工之技，亦无有不法而成者也。”他认为杜诗韩文最讲法度，是学习诗文的最高典范。学杜诗的命意、布局、格律、章法、句法、字法等具体技巧，包括用字优劣，诗眼、句眼之说。如黄庭坚《题郑防画夹之首》黄庭坚论文学创作的法度是学习杜甫的过程中引发过来的。杜甫是处在唐代社会发展由盛到衰的转折期，因此杜甫的诗文多表现民生疾苦，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历三别”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充满严肃的写实精神和深刻的批判精神。他采用《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主张文学创作要描写现实生活，与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相结合，特别使他后期的创作尤为突出。黄庭坚也多次在诗歌、书信和题跋中阐明这一观点：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以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如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痕，乃为佳作耳。黄庭坚的法度论，从“夺胎换骨”、“点石成金”基本原则，到具体的诗法、句法、律法、字法，曾深深地影响了北宋后期一直到南宋的整个诗坛。

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太康"文学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由于诗人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安稳、舒适的环境中,士人的普遍心态是求实逐利,表现在文学上,便是抛弃了建安诗歌的梗概多气与正始诗歌的深邃哲思.但是,"太康"文坛并不冷落,无论作家还是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尤其是诗歌,在士人生活中的价值进一步得到肯定,形成了与汉魏古诗不同的艺术风貌,文学的抒情性,在主观意识上比前代更为受到重视.

屯田蹊径

 “屯田蹊径”是柳永慢词的艺术内核，对此学术界尚未予以实质性地揭示。本文认为，这一内核的本质是将异时性和叙事性注入到以抒情为本位的词体之中，使词的时间和空间呈现出焰火般的绮丽壮观，或逐次燃亮，或今昔互映，或多重叠印；在异时性的展开中，又巧妙地对景物、情感、事件、人物进行选择性对接，使整首词情景交融，人事对映，过渡自然。因此，慢词回环往复的章法结构的开创者是柳永，而不是周邦彦；以为柳词只是平铺直叙的线性结构的学术定位，值得重新思考。揭示“屯田蹊径”的这一艺术内核，对于把握柳词的创新价值，认识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最佳答案四大南戏——《荆》、《刘》、《拜》、《杀》

 

荆刘拜杀

  在元末明初，还有些较著名的南戏剧作。其中《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习惯上简称为《荆》、《刘》、《拜》、《杀》）被称为“四大家”（见凌蒙初《谭曲杂札》）。这些剧作的传世剧本都经过明人的修改加工，已非原貌。

  《荆钗记》一般多认为是元人柯丹邱所作。剧本叙穷书生王十朋和大财主孙汝权分别以一支荆钗和一对金钗为聘礼，向钱玉莲求婚，钱玉莲因王十朋是“才学之士”，留下了他的荆钗。成婚后，王赴京考中状元，因拒绝万俟丞相的逼婚，被调至烟瘴之地潮阳任职。他的家书被孙汝权截去，改为“休书”，玉莲不信“休书”是真，坚拒继母要她改嫁孙汝权的威逼，投江自杀，被人救起。王十朋闻知玉莲自杀，设誓终身不娶。后夫妻间仍以荆钗为缘，得以团聚。

  《荆钗记》的开场“家门”声明此剧是为表彰“义夫节妇”而作，它的宗旨是提倡夫妇间的相互忠信。在这个意义上，王十朋被塑造为与早期南戏中富贵易妻的蔡伯喈、王魁、张协等人物相对立的形象，从与之相反的角度表达了相同的家庭伦理意识。同时，剧中也包含了一些新鲜的、具有市民社会气息的生活理想。首先，把“义夫”与“节妇”作为对应的概念，意味着妻子的“节”需要丈夫的“义”作为报偿，这已不是正统礼法所具有的内容。它不仅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女性的权利，还隐隐渗透了市民社会中以利益的平等交换为“义”的潜意识。剧中写王十朋误闻玉莲死后立誓不再娶，甚至不顾别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劝诫，更是把维护对亡妻的“义”和维护自身的情感，放在了礼教规范和家族整体利益之上。而钱玉莲出于“烈女不更二夫”的信条而自杀，虽是一种典型的“节妇”形象，但作者写她最初选择王十朋为婿，是因为认识到他“一朝风云际会”，就会“发迹”；

  写她以“若能勾赠母封妻，也不枉了争名夺利”鼓励王十朋赴考，都是直接从实际利益考虑，不假以虚伪的道德掩饰，这些地方也都有浓厚的市俗气息。

  此剧的文辞较粗糙，多用俚俗语言，但戏剧性很强，有较好的演出效果。

  《刘知远白兔记》是“永嘉书会才人”在《五代史平话》和《刘知远诸宫调》等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现存的几种明代加工本情节稍有差异。刘知远为五代后汉开国皇帝，作为一个穷军汉出身而登上皇帝宝座的人，他一直使老百姓感兴趣。剧本的中心内容，就是写他的“发迹变泰”以及他和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刘知远未发迹时落魄潦倒，后被李文奎收留作佣工，李文奎见他身有帝王之相，就将女儿李三娘嫁给他。李文奎死后，刘知远不堪忍受三娘兄嫂李洪一夫妇的欺侮，弃家投军，被岳节使招赘，建立功业。三娘在家受尽欺凌，在磨房生下儿子咬脐郎，托人送至刘知远处。咬脐郎长成后，因追猎一只白兔，与生母相会，终于全家团圆。

  《白兔记》是一部平民意识很强烈的作品。剧中写李洪一夫妇的贪婪狠毒，以种种刁钻的方法欺凌刘知远和李三娘，表现出民众的鲜明的爱憎。又像刘知远为了攀升高位而娶节度使之女，但他最后能接回“糟糠之妻”，所以也并不因此而受到责难。在民间朴素的观念中，社会低层的人们为了求得权力和富贵，这样做是可以原谅的。只是写三娘至死不肯改嫁的情节，带有传统的道德意识。

  此剧保留了民间创作的艺术特色，文字质朴顺畅，刻画人物、编排情节生动自然，许多细节，散发出古代农村生活的气息。

  《拜月亭》（又名《幽闺记》），前人多认为是元人施君美作，尚难确定。此剧系改编关汉卿的同名杂剧，人物、情节、主题思想均与关作大略相同，曲文也有部分沿袭，故不再复述。

  此剧虽是改编之作，却受到很高评价。关作以四折的短小体制写两对青年男女在战乱时代背景中的婚恋故事，固然显示了出众的才力，但毕竟难以充分展开。而到了南戏中，由于扩大了规模，因而得以增添出许多生动的细节、细致的描写、委婉的抒情，使剧情的发展更显得起伏跌宕、波澜层叠，这是它的成功之处。

  在戏剧情调方面，此剧增添了很多喜剧成分，在悲剧性的事件中巧妙插入巧合、误会的关目，机智有趣的对话，以及插科打诨的手法，使这出戏表演起来有更多的娱乐性。

  此剧的语言往往在平易自然中显露出文采，历来受人们赞赏。李卓吾认为它超过《琵琶记》，可与《西厢记》媲美，并说：“《拜月》曲白都近自然，委疑天造，岂曰人工！”

  （《李卓吾批评幽闺记拜月亭》）

  《杀狗记》与后期杂剧作家萧德祥的《杀狗劝夫》情节相同，但孰为先后难以推断。其作者，前人多认为是元末明初人徐畩，但实际上他不太可能是此剧的原始作者，而只是改编者。剧中写富家子弟孙华交结市井无赖，并受他们的挑拨而将胞弟孙荣赶出家门。孙华妻杨月真为了劝夫悔改，杀了一条狗扮为人尸放在门外，使酒醉归来的孙华误以为祸事临门。他的那帮市井朋友不但不肯应邀帮忙，反向官府告发，还是孙荣为他“埋尸”避祸。最后真相明了，兄弟重归于好。这也是一出家庭伦理剧，强调了稳定的家庭秩序的重要，提倡“亲睦为本”、“孝友为先”、“妻贤夫祸少”等伦理信条。它虽是以道德训诫的面目出现，却是针对着因财产争执而使宗法家庭遭到破坏的现实，有着很实用的意义。在艺术上，此剧较为粗糙。

南施北宋

南施北宋:指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和宋琬。
施闰章(1618一一1683)，（1618-1683），字尚白，号愚山、蠖斋，晚号矩斋，安徽宣城人。有《施愚山先生学余诗集》等。与宋琬齐名，号"南施北宋"。其诗远承其乡人宋梅尧臣的传统而又有变化，风格高雅淡素。论诗主张言之有物，反对虚华空泛，作诗须有学力，注重修养。他的不少作品，对清初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有真实的反映。
    宋琬(1614一一1673)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他的《安雅堂诗文集》及《拾遗集》，和施闰章的《学馀堂集》，亦作《愚山先生全集》并称。乾隆十一年尹继善《读安雅堂拾遗集有作》诗云：
“安雅堂中句，由来北宋传。杜、韩堪并驾，庾、鲍可齐肩。祖德真良冶，孙谋有象贤，遗诗同韦、孟，奕世又重编。”
论宋琬的才气，实在胜过施闰章，但他的遭遇很惨，备受诬陷，沦为罪犯，较之闰章一生很少受到打击，官位虽不高，俸禄无忧，精神正常，二人一比，真所谓有幸有不幸。宋琬的不幸，据王熙所作宋琬的墓志铭中说：“……先是文登有剧盗于七，为地方之害。公族人某诬公与通谋，而七遂作乱。乃自浙江械系公送刑部狱中穷治无迹，犹轻重两比，以请廷议，谓证虚不当坐，缘是放废者八年。”

《朱陈村集》

 词集名称，是清朝著名词人陈维菘与朱彝尊所撰，合刻一稿，故名《朱陈村词》。

《朱陈村词》-陈维菘简介

陈维崧（1625～1682）清代词人、骈文作家。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今属江苏）人。清初诸生，康熙十八年
（1679）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54岁时参与修纂《明史》，4 年后卒于任所。 陈维崧早有文名，一时名流如吴伟业、冒襄、龚鼎孳、姜宸英、王士祯、邵长蘅、彭孙蹫等，都与他交往，其中与朱彝尊尤其接近，两人在京师时切磋词学，并合刊《朱陈村词》。清初词坛，陈、朱并列，陈为“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的词作数量很多，约有一千八百首，为古今词人所罕见，现存《湖海楼词》就有1600多首。其词题材广泛，风格豪迈奔放,兼有清真娴雅之作,继承了苏、辛以诗为词的传统。著有《陈迦陵文集》、《湖海楼诗集》、《迦陵词》、（或称《湖海楼词》）等。

《朱陈村词》-朱彝尊简介

朱彝尊(1629～1709)，清初著名文学家，字锡鬯，号竹垞。青少年时，即以诗、词、散文闻名江南。康熙十八年，以布衣应博学鸿词考试，授官翰林院检讨，曾入值南书房，参与修《明史》，备受康熙宠遇，后引疾罢归家乡。他博学多才，诗、词、文并工。藏书八万卷，室号“曝书亭”，学问渊博，钻研经学，精于考证金石，长与古文诗词，诗与王士祯齐名，为“南北二大家”之一，是浙西词派领袖，世称“南朱北王”。曾与陈维崧合刻一稿，名为《朱陈村词》，并称“朱陈”。他还纂辑唐宋金元词五百余家为《词综》，为词学研究和创作提供了重要资料。著有《曝书亭集》、《经义考》、《日下旧闻》等，另辑有《明诗综》。

苏轼评价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

苏轼评价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历来认为是对孟浩然诗歌创作不足的批评。其实，苏轼的这一评价，是在高度肯定前提下而指出其不足。因为“韵高”是苏轼论诗的一个很高艺术境界。关于孟氏“才短”，向来解说纷纭，但多与苏轼的本意不符。本文通过分析认为，苏轼所谓“才”，主要指作家内在道德素养和诗歌创作表现有机结合的综合能力，是一个以“学养”为核心的诗学批评概念，持此以衡量孟浩然的生活与诗作，是有所欠缺的。因此，苏轼对盂浩然的评价，是深刻而客观的。

   宋人言韵，有“不俗”、“有余味”等含义，是很高级的审美境界。苏轼说孟浩然诗韵高，并将孟喻为“造内法酒手”，这是很高的评价。“内法酒”即宫廷御酒，能造内法酒者自然是高手。苏轼以之喻孟，称赞他为作诗之高手，又称其诗“韵高”。这与前人对孟诗的评论是一致的。

参考前人的评论和孟浩然诗来理解“韵高”。或有高雅脱俗，有妙悟，有格调，含蓄蕴藉、醇至飘逸等含义。

至于“才短”，显然是言孟之短处。如大内造酒高手却缺少材料，这个比喻有点模糊。从“韵高”之论看，“才短”当不是说缺少天赋才情，而是指缺少“材料”。但“材料”又是指什么呢？后人继苏轼而作的一些解释，或可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

子瞻云浩然诗如内库法酒，却是上尊之规模，但欠酒才尔。此论尽之。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

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如此看来，“才短”、“无材料”当有两层意思。一指内容、题材比较单薄，不够丰富；二指学问不够深厚渊博。宋人“以才学为诗”[35]，孟浩然则是以灵气、悟性为诗者。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本是明代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提出来的诗文革新主张，要求抒写真情，反对模拟剽窃，力主创新求变的观点。所谓“性灵”就是个性表现和真情流露。强调要“真”，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要“个性”．要是属于自己独有的、别人无法取代的性格。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个性化”。因此，要表现自己独特的体验．感悟，要体现出自己的心跳，展示出“我”的境界。语言也要个性化，要“能由说话看出人来”（鲁迅语）。性灵说强调表现性灵的真、趣、奇，这是针对复古者以法束情的弊端而言，同时具有反理学、反传统的鲜明时代色彩。但这种观念也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他们只讲率真、任性和自然，而完全不顾及法统，这样一种观念可能走向粗浅俚俗，而这正是公安派文学所造成的流弊。因此，任何事物都要辩证的去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文心雕龙·时序》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表达的文学史观 ,可以称之为“时序论”。刘勰把社会政治结构如“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 ,纳入到文学崇替兴废的分析当中。是篇提出的理论表述“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中的“世情”和“时序”各自有着鲜明的针对性。抒情审美的文学的发展始终离不开社会政治因素的参与 ,它的兴废崇替离不开一个合理的政治秩序、协调的社会文化氛围 ,其中政治结构中的帝王对文学的积极参与、协调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总体来看 ,刘勰《时序》篇的精神取向是积极而有为的 ,赞语中的“崇替在选”即希望当政者能“百揆时序” ,“选贤与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