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出自于陶渊明的《自祭文》，也真正成了陶渊明的绝笔。我们大约可以说陶渊明潦倒一生，看淡了生死，故有此言。

史载陶渊明死于公元427年，即南朝之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

陶渊明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东晋，东晋是个像后来的南宋一样偏局南方一隅的朝代，比南宋稍微强点儿的是东晋的统治集团并不像南宋一样窝囊，心甘情愿地做个缩头乌龟，他一旦觉得自己可以了，可以跟北朝的政权较量了一下了，就发动一次“北伐战争”。刘裕大约就是一个靠着这样的战功起来的人，他先平定了叛乱称楚的桓玄，然后又往北打，曾经攻下洛阳，可谓战功赫赫，军权大握，碰到这样的臣子往往就轮到皇帝倒霉了，比如三国曹氏，比如接踵而来的司马氏，到了刘裕这儿也是如此，他废掉了东晋的最后一个皇帝晋恭帝，自即帝位，刘裕就这样做了皇帝，他的朝廷叫宋，宋齐梁陈的宋，这一年是公元420年，距陶渊明去世还有七年。

我们可以确定地知道陶渊明的卒年，关于他的生年，争议不小，但我们大约知道陶渊明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他的祖父叫陶侃，陶侃出身贫寒却官至大司马，大司马是个很大的官职，魏文帝曹丕设“九品中正制”，大司马是属于一品之列的，大约相当于曹魏时代的三公之一的太尉，掌握兵马大权。只是陶侃做过大司马，名声却不怎么好，据说有篡位的嫌疑，被讥为“小人”。到了他的儿子，也就是陶渊明的父亲就只做到太守了，而这个仅仅做了太守的父亲还在陶渊明尚是幼年的时候就撒手人寰了，家道中落，家境贫寒，陶渊明也成了孤儿。

陶渊明从小就生活在农村的田园之中，那里有他熟悉的人情世故，万事万物。一个人在长大后感到心累的时候总会对幼年所处的环境有所眷恋，这份眷恋一半来自少年的自由自在，一半来自那片属于少年的田园。这毕竟是后话了，年少气壮的陶渊明同魏晋时代的主旋律一样也是胸怀凌云之志，常念报国之心的。古人往往都有这样一种情结，特别注重门庭，为子孙的要对得起祖先，要建立功业，光宗耀祖，陶渊明以及后来的杜甫都是这样的人，也都是没能实现这种志向的人。陶渊明和杜甫还都是那种以其在诗中的深情款款而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满目苍桑的老者形象，岂不知那都是现实的处境给一步一步逼出来的，谁曾不少年呢？

公元393年，陶渊明29岁，任江州祭酒，不就辞去。

                         后招为江州主簿，不就。

公元398年，陶渊明34岁，入荆州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后因母丧归去。

公元402年，桓玄起兵，

公元403年，桓玄称帝，

公元404年，桓玄为刘裕所灭，刘裕扶起了东晋政权，陶渊明入刘裕幕。

公元405年，陶渊明41岁，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参军。

            同年八月，改任彭泽县令。

            同年十一月，辞职归田。

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出来做官，他并不是没有机会，东晋末年，征他人著作佐郎，不就。

从393年入世为官到405归隐田园前后不过区区十三年，十三年来，转徙奔波五六次，这还包括他为母奔丧的时间。

陶渊明似乎一直在路上，他奔走于各个幕僚之间，而这奔走的中转站始终是他的家，他的田园。入世为官，不得志便归。归隐田园，逢际遇便出。陶渊明在仕与隐之间几经徘徊，像个荡来荡去的秋千，在左右的选择中飘来荡去，反复变动，最后终于归于静止，这一静便是二十多年，直到去世。

与其说陶渊明一直在变动，不如说他一直在寻找，年轻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一直支持着他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和战火纷乱的社会里辗转、寻觅，他对肩负着不能辱没祖宗名声的家庭重任，胸怀着报效朝廷建功立业的渴望。然而，这份曾经如火般的热忱终于在一连串的不得志中渐渐消磨着，最后终于还是归于无奈，叹一声“归去来兮”，收拾行囊，去找那个唯一可以给他的心以安慰的田园去了。

他太累了，他不想让祖上的光辉在他这里失于暗淡。去又在官场上屡不得志。他太累了，越是想得到反而越得不到，与其继续奔波下去，不如归去。

他也太无奈了，先跟桓玄，桓玄造反称帝，后跟刘裕，刘裕谋朝篡位。一个心怀国家的人所跟的人先后都叛变了朝廷，该是何等的愤恨与伤心啊，但是一个书生又能如何？徒有无奈，只有归隐。

归隐是一件历史悠久的传统，古今之人对于归隐向来也有褒无贬。

他们隐士一派的老祖宗恐怕应该传说中的许由，这个人是尧时的一个州长。尧拒忠信馋，听不进许由的进言，许由便干脆隐居凤凰山，尧后悔了，亲顾茅庐，请许由出山，说让你做九州州长，许由不干。尧说，我把位子传给你。许由什么反应呢？他跑到一条河边，用河水洗耳朵，他认为尧的话辱没了自己先祖。但这是传说，也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不过那条河据说因此而称洗耳河。

而后有点根据且将隐逸推上正题的算是伯夷、叔齐。殷商为周朝所灭，这两个殷商旧人以仕周为耻，连周朝的粮食都不肯吃了，跑到首阳山上啃野菜，一个妇人说，你们不肯吃周朝的粮食，可是这野菜也是周朝的啊。这两个人于是连野菜也不吃了，最后双双饿死在首阳山脚下。这两个人的悲惨结局却使后人看中了隐居这条路，他们的子子孙孙也当真是无穷无尽了。

之后很快又出了一个名人，春秋晋文公还不是晋文公的时候曾经流亡国外，随从介子推曾经割下身上的肉为晋文公充饥，晋文公成了晋文公之后对有功之臣大肆封赏，但是介子推不肯接受，他带着老母来到了绵山隐居，晋文公就想出了个自认为很高明的主意，他放了一把火，相信介子推一定会出来，但却没想到介子推宁愿选择被烧死也没有再出来。晋文公下令这一天禁止生火，于是寒食节由此而来，民间还传说晋文公后来去山上祭拜介子推，看到死柳复活，清明插柳的习俗由此而来。

汉代尤其是西汉，老庄的道家学说一直备受推崇，那种放荡不羁、寄情山野的思想与性情一直被传了下来，到了魏晋南北朝，社会动乱，可以说几乎没什么和平的年头，翻开文学史，多少文人都死在政治党争的离乱之下，那种避世隐居的传统再一次被推到了这个时代的主流舞台上。这样看来，陶渊明仕途失意，避隐田园的选择我们也许就不难理解了。然而陶渊明恐怕不会想到，他的这一隐竟然成了中国隐逸史的里程碑，从此以后隐逸已经成了大多数文人或主动或无奈的选择，他们或无意仕途或者在仕途上走累了，就总是向陶渊明所种下的精神树上靠拢，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流派——隐逸诗派也由他正式开宗。

安史之乱成就了杜甫，隐逸成就了陶渊明，这对于我们或许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对于陶渊明，恐怕就未必这么坦荡，这么简单了。

从陶渊明后来的诗中，我们还是或多或少地看到了陶渊明的不甘与无奈，但好在陶渊明性情率真，而且随和，在山水田园的寄托中，或许并不痛苦地度过了他的晚年。但那一定是被陶渊明以其宽厚的胸襟给压抑住了的，这份临死前的感受，我们能够从很多人身上找到共鸣。

比如我前面提到过的杜甫，杜甫是中国诗坛上的泰斗级人物，他和李白永远站在中国诗歌的最高峰，我无意让他跟李白一比高低，但是他在诗歌史上的成就和地位绝对不输于李白，但他的死却远远不堪称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这位老人据说是死在洞庭湖中的一条破船之上的。临死时恐怕也就只有他的家人在旁边守着吧，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洞庭湖上传来隐隐哭声的时候，千里之外长安城中，还正在所谓的大历十才子的酬应唱和之中一片歌舞升平，这当是怎样的悲哀啊？

再比如南宋的那位著名的诗人陆游，这位老人虽未必是中国诗坛上最长寿的诗人，（他活了八十多岁）但他一定是中国诗史上最大的诗坛子，那九千多首的现存诗量，至今无人——恐怕以后也不会有人——超越。然而这个尊贵的荣耀仍然是后人给的，老放翁一生渴盼戎马加身却不得，“此身合是诗人未？”——一个不愿作诗的人成了大诗人，这恐怕可以算得上讽刺南宋苟且偷安的无能政府的最精彩的一笔了。奄奄一息的老放翁不甘心了一生，不得志了一生，临死之前还在嘱托自己的儿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唯有叹息。

陶渊明临死时的心情大约不至于如此的沉痛与遗憾，甚至那或许是一种解脱般的释然与畅达。心力交瘁了半生，又操劳田间半生，纵有不甘，纵有无奈，纵有愤恨，纵有遗憾，这个时候恐怕也被隐居二十多年来磨得不怎么棱角分明了吧，但诗人在临死前一定想到了这些吧，要不然恬淡自然了那么久，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又说出这样的话来呢？而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境遇之下才会把死看得如此平淡呢？

陶公，呜呼哀哉！